县级台新闻编辑亟需增强法律意识

2019年3月18日10:20:58 发表评论 2,065

在县级新闻媒体的来稿中,经常会收到这样的消息:

1.某月某日,某某城管队员在某某路段巡查时,看到一外地人模样的人,站在路边东张西望、神色可疑,就上前盘问。结果发现,这个人所带的皮包内有xx张黄色VCD。据此人交代,他当时正在等待前来取货的货主,现此人已被刑事拘留,此案己移交xx处理。

2.某月某日,某某派出所干警根据群众举报,将一名正在偷窃自行车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经审问,该犯罪嫌疑人是某省某地人……

应该说,这两篇消息都可以作为社会新闻给予报道。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在第一条新闻中,城营队员是否见到自认为神色可疑的人就有权打开人家的皮包进行检查呢?如果没有,那么城管队员的搜查行为是否违法呢?如果新闻编辑没有一点法律意识,如实加以报道,那么无疑会贻笑大方。而在后一篇文章中,特意交代了犯罪嫌疑人是xx地方人,这样的新闻报道得多了,会让本地人感觉外地人犯罪的就是多,从而加深了本地人与外地人(尤其是外来打工者)之间的隔阂,在平日的生活中甚至将他们视为敌人。据了解,在美国,如果强调某犯罪嫌疑人是黑人或有色人种,就有种族歧视之嫌。可见,我们在新闻中特别指出某犯罪嫌疑人是外地人,无疑是不妥的。

综上所述,担负舆论导向的媒体,加强新闻编辑的法律意识,在入世后我国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在百姓的民主法制观念日益健全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一、加强新闻编辑的法律意识,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需要。

从我国新闻机构的设置来看,它们都直接隶属于政府,是事业单位,是政府的媒介或者干脆就是政府。另一方面,我国指导新闻实践的新闻理论强调“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它起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桥梁作用,它既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也发出党和政府的声音。因此,我们的新闻不仅仅只代表着媒体自身对主体的评价,而且代表着政府对主体的评价。”(胡正荣:《新闻理论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9.第210页)由此可见,新闻媒体播出的新闻必须符合法律,这不仅体现了政府依法行政,也体现了媒体自身的法律观念。

某市一位领导在一次改善投资环境的会议上强调,本市的道路标识不够明显,为了服务外商,今后不仅要将路标做得清晰,还要配上英文。对此,某市新闻单位如实报道,结果立即收到反馈,市地名办公室负责人来电称,给路标配英文违反了《地名法》。

从这则事例中看出,某市的领导不懂《地名法》,而记者、编辑也不了解这部法律。如果记者、编辑多一点法律知识,增强法律观念,就不会将这位领导的言论通过媒体加以扩散。可见,依法行政,不仅行政人员要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观念,新闻部门尤其是新闻记者、编辑更要加强学习,以免造成“恶劣”影响。

二、加强新闻编辑的法律意识,也是加强舆论监督的需要。

新闻机构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同时也负有舆论监督职能。“社会舆论监督是对公众人物、社会风气的监督。”(王军:《新闻工作者与法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它大多是一些批评报道,对此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新闻官司。

1998年3月24日,《羊城体育》报发表肖晓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首尾之战场外音》,文章披露广州松日主场迎战大连万达队,主裁判陆俊收了客队人民币20万现金。消息是由松日俱乐部一位负责人提供的。报道一出,舆论哗然,陆俊状告《羊城体育》报,最终《羊城体育》报败诉,原因是记者没有核实新闻的真实性,错把新闻线索当成了新闻事实加以报道。由此可见,对于来自非权威部门的新闻线索,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应该严格把关,认真核实。新闻报道一旦出现失实,在法庭上经不起质证或无法完成举证责任,就会因此构成侵权而败诉。

而另一方面,有些记者却因为不了解自己有怎样的监督权而放弃了一些很好的报道。如某地一居民反映,他的房屋即将拆迁,但因为没有找到房源,而且还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搬出期限,所以还居住在那里。但周围一些早搬走的居民的房屋已经开始被拆了,因为老房子是相连的,所以拆了以后留下很大的安全隐患,家里许多东西被偷。这位居民建议新闻单位能否同市拆迁办公室协调一下,让他们责成工程队在拆的过程中注意一点。记者随即前往拆迁办公室,说明了来意。不料一位工作人员气势汹汹地说,这种事情他们管不了,而且还说,这些“刁民”就是想赖着不走。见到记者录音,他更威胁说,不许录音,你录了也不能用。这个拆迁工程是政府实事工程,市委书记直接过问,你们记者不要在这里添乱。

面对这一情况,记者虽然愤愤不平,但生怕惹上麻烦而想打退堂鼓。后来经过分析发现,拆迁办公室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绝对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有责任让工程队文明拆房,而记者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录的音也完全能够公布于众而不必负法律责任,因为这在新引己者正当的采访报道权范围内。“新闻记者的权利是一种职业权利,源于实现社会公众的新闻自由,是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延伸”、“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公众人物(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应有接受采访的义务,因为他的职务行为与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紧密相关,也是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具体体现。”(王军:《新闻工作者与法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P127、P128)大家觉得,如果将报道做出来,可以督促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纠正不文明的工作作风,缓解拆与被拆之间的矛盾,改善干群关系,同时也能教育自以为是的人,正常的舆论监督是受法律保护的。果然,这篇报道播出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市委书记不但没有指责记者添乱,反而赞扬新闻部门架起了拆迁户与政府间的桥梁。

三、加强新闻编辑的法律童识,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我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迈入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标志着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作为引导社会舆论的新闻工作者,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就难以胜任这一职责。
据《江淮晚报》报道:(2002年)8月28日晚11时许,陕西延安万花山派出所一位所长称,该所接到群众电话举报,称其辖区内一居民张某家中正在播放黄色录像。民警迅即赶往现场,进屋并要求夫妻二人拿出“黄碟”,但该夫妻拒绝警方的要求,拿起床上的碟片砸向民警。夫妻二人与派出所产生争执并发生了肢体冲突。

同样是这则消息,《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23日刊登李启勇的文章认为,派出所的做法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因为中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公民在自己住宅中看黄色影碟违法。在司法领域,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就是允许的。文章说,如果把此类行为定为违法,将严重扩大打击面,危害社会安定。相反,在一个讲求法治的社会里,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其他自由权利、个人和家庭隐私、住宅安全却必须得到充分保障。派出所工作人员接到举报后,未加充分考虑,贸然闯入公民住宅进行“调查”,行为实属不妥,不但表现了他们对法律认识不清,而且有违法之嫌。任何执法部门,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底线。

仔细研究《江淮晚报》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就会发现两报编辑对“在家看黄碟”这一事件的报道的把握有着明显的高下之分。《江淮晚报》只对一夫妻在家看黄碟并与进屋搜查的民警发生冲突作了客观报道,没有指出在这件事的违法之嫌,而《中国青年报》却据此提出了这一做法与现代法制精神背道而驰的观点,起到了引导舆论的作用。联想到前文提到的“城管队员见一外地人模样的人东张西望,神色可疑,即上前搜查”的报道,实在有些汗颜。当我们正沾沾自喜于搜查的结果时,殊不知,城管队员已违法在先了。而新闻编辑如果没有能力将这些毛病挑出,那么我们就很难引导人们依法办事,甚至是在宣传违法。

既然新闻编辑的法律意识的提高如此重要和迫切,那么,该怎样尽快地解决这一句题呢?

1.加强学习。现在,全社会都在学法、知法,新闻编辑作为国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当然应该认真学习,而不是走走过场。通过学习,要基本上做到:①具有法学的一般修养。如什么是法、法制、法治;什么是法的适用、执法、司法、守法;法与党的政策的关系;法与道德的关系等;②对主要的部门法应知晓其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即对各主要部门法条文要有较准确的理解和认识,这些法律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密切相关;③掌握、区分并正确使用法律术语。在新闻报道中,尤其是在法制新闻报道中,正确使用“法律术语”是新闻工作者法律修养最直接的体现。如:对“被告、被告人、罪犯、犯罪嫌疑人”四概念的区分和使用,区分“缓期执行”与“缓刑”等;④要有敏锐的法律眼光,善于捕捉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法律新闻事件予以报道。新闻工作者应具备法律意识,及事实意识、责任意识、诉讼意识、证据意识。

2.聘请常年法律顾问,随时咨询法律问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毕竟不是律师,不可能对每部法律都精通圆熟。为此,新闻单位应聘请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以便为记者、编辑随时解答法律难题。过去,新闻单位也有聘请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句的,但大多用于广告经营中,或出了问题请他们帮助解决。如今,这些常年法律顾问不仅要担负原有的职责,而且应该提前介入,向新闻工作者进行普法教育,并在平日工作中随时进行指导。(原载于《视听界》2003年第一期)(作者:朱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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