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医闹”现象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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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8日16:06:50 评论 919

   本市几乎所有医院的主要领导,在任期间恐怕都有过在处理医疗纷争过程中被缠得焦头烂额的噩梦般经历,小到医疗费用的高低,大到人命关天的事故,每次纷争都得使尽浑身解数才能侥幸过关,甚至常常只能做低伏小、曲意迁就方能平息事态。今年4月中旬,本市某医院一患者因甲状腺肿大入院手术治疗,当时院方还特意请了上海专家来主刀,殊不料,病人在当晚就出现了险情,医生全力抢救,最终还是没能奏效,脑死亡了两个多月,前天终于撒手人寰。于是病人家属在医院设灵堂、摆花圈,提出要赔偿60万元,而院方只答应35万,一直到今天(7月5日)下午,解决这场纷争的价码高低仍在哭闹和骂詈声中彼此相持、飘忽未定。

    面对这类以哭闹为主要特征的医疗矛盾冲突,人们除了同情病员家属之外,也会觉得有几分不解:为什么不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呢?比如卫生局的医政科,比如法院起诉等,难道在所有解决问题的途径中只有这种哭闹才能真正达到目的、才能最终充份实现家属心理预期中的诉求价值吗?

    无一例外,所有医疗纷争中的院方首选的解决方案都是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来判定,也同样无一例外的是,几乎所有的医疗纷争中的病员方都希望通过以哭闹行为给院方施压的方法来充分实现自己的预期目的。

    这种行为模式也并非常熟特产。7月2日,沈阳市“27名有丰富经验的属地公安机关、派出所领导”被聘任为8家省级医院、18家市级医院和一家省级医疗科研单位的安保工作副院长,此举也充分映证了千里之外的沈阳同样有着令当地医疗单位困扰不堪的“医闹”现象。

    不过,请且慢对这些“医闹”者投去不屑的眼神,我们还是先看看他们之所以如此的深层成因再作定论。

    社会的规范准则和法律的条文规定都具有双重功效,除了限制某种行为之外,其对应的另一面便是扶持和保护某种社会行为。作为普通社会民众,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体现的途径首先便是直观的社会对应,能鼓励和限制其依道而行的唯一动力便是回报以与此相对应的利益。同理,如果社会公行天下的准则并不能给民众带来所许诺的利益,那么,客观上给民众带来的唯一答案就是政府公信力的缺失,社会规则和法律规范将不能使人产生应有的敬畏,人们的行为模式就会倾向于通过自然状态的亲力亲为的力量干预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

    除了“医闹”现象,社会的其他领域类似状况也时有所见,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宅基地按政策规定批不到,那就到镇政府去闹;对拆迁政策不满,就到市政府门口静坐……且不论所涉事情的对错,就民众的这种表现形式而言,实在应引起当政者的深思:是什么原因使民众舍弃了对社会规则和法律条文的信任和遵守?民众为什么会采取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方式?政府部门有没有因为“始则简单执行、终则模糊迁就”而产生消极暗示作用、反而让民众形成“若要安,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错觉?

    所以,重要的是“医闹”背后给人带来的警示。

(201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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