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能否说真话？《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凌志军语重心长、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记者是可以说真话的，记者是可以拥有独立精神的，记者是可以不用追随权贵的”。《新京报》记者张弘在对此不遗余力地称道并将其言者比作“邵飘萍等一系列新闻人的楷模”的同时，又引巴金为例，认为“巴金晚年获得中国知识界的普遍敬仰，最主要的就是其‘说真话’的勇气”。
怎么又扯上了巴金？“记者能不能说真话”，社会众人都可以各有所见；所谓的“真话”、“实话”又能说到几分这也可由各人自己体悟。不过，时至今日，巴金依然能以“说真话”的形象存留于世人的印象中，不能不说令人遗憾。难道时代的脚步仍然如那些御用文人心目中那样的驻足不前？再过几天，就是巴金的忌辰，我们并不想以轻慢的言辞惊扰他在天国的宁静，但，还是请容我们说几句“真话”吧。
什么叫“真话”？深入推究到极致，真正的“真话”是不可能存在的。真实定义的的“真话”应是客观现实的对应，而事实上发生过的历史从来就不可复制，人们口中和印象中的定评只是从不同的观照角度得出的不同结论而已。角度不同，立场自然相异，不具倾向性的“真实”永远不可能存在。抽取了内核的外在名称并不能真正代表其负载，所谓的“真”、“假”之说不过就如同幼儿园孩童概念中的“好人”、“坏人”那样的虚无和随意。“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史记•商君列传》），缺少思想内核的社会舆论不过就是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的习惯性动作而已。巴金以《随想录》一书赢得了“说真话”的美誉，于是“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各人所悟反显得毫不足道：瞎子跟道行，反正不会错。
《随想录》不过就是文革亲历者对以往岁月经历的回顾反思，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自然有其特定的作用，但除了对文革罪行的声讨和控诉，又有哪些思维的火花能烛照人们的灵魂深处、让人对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有所启迪呢？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制度探讨又体现在哪儿呢？在下一代当政者主政时贬斥已成落花流水春去也之势的前一代执政者，这是再容易、再讨巧不过的事。当然，这可以，但以此博一“说真话”之美誉实在太过。巴金在世时也以此自许，不过真正的答案还得由历史来写。
再过一月，又是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心愿无他：但愿有朝一日，记者真的能说“真话”！
(200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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