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参考》有段妙文，称有位西方绅士慨叹他的东方妻子在与他交谈时接听他人来电，如此的“无礼行为”令其“难以忍受”，好在随后那位“东方妻子”终于“突然意识到这是冒犯了我，不该随便接听电话”，于是向他“真诚道歉”，最后他也“恍然大悟”，明白这种“无礼行为是一种中西文化差异”，所以释然于怀，夫妻重归于好。
感谢这位洋大人对中国人沦肌浃髓而浑然不觉的“无礼行为”的宽容大度，感谢他对中国的“不文明行为”的俯就，但令人不明白的是在谈话时接听电话是“冒犯”，那在别人来电时置若罔闻就不是另一种对来电者的“冒犯”？固然，在正与人交谈时不宜无视场合抛开对话者大煲电话粥，但略示歉意后中断一下对话接听来电也是顺理成章之举，怎么就成了“落后的东方文化”的专利特征？文明的西方人在交谈时就真的不接来电？真是笑话！
当然，如果只是这位洋大人在自娱自乐地夸几句西方文化那也就罢了，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历来很难见到冷静清醒的理性思考，不是妄自尊大便是妄自菲薄，不是盲目排外就是全盘照搬。缺乏定见的跟风之论常常主宰着中国社会的思维潮流，最终的导向只能是迷失在无所适从的一片茫然中。自信，离中国社会大众还很远。
不过，要是以“缺乏自信”来苛责中国民众恐怕也不公允，要有能自信的社会环境才行啊，中国社会历来的统治者让民众自信了吗？一以贯之的中国社会体制从来就排斥民众的独立思考，王权神授，民众的天职就是听令，中国的社会风气从来就不鼓励民间对社会事务的说三道四。
在此几千年一脉相承的道德概念熏陶下，从表象看，中国社会应该是中庸之说大行其道，实则却什么都不是，中国从来就少坚持自身信念始终不渝之士。所谓的中庸，只是无原则的随波逐流，只要能给现实的生存带来实利，那就是今日奉行之原则。说到底，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中很少有真正的原则，遇到现实生活中难解的矛盾时唯一的良方就是自己骗自己，一头钻进混沌中糊弄过去算数。例如，现实生活中的礼佛者常以“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给自己的行为遮羞，似乎很公允，两者兼得，实则却是莫名其妙的滑稽和矛盾，骨子里是真正的不信。正象鲁迅在《难行和不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既尊孔子，又拜活佛，恰如将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哪一面都不相信的。
中国民众要自信，更要有能容得自信存在的社会环境。
(2007-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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