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茆中学学生围殴事件的视频在网上传开后，人们众口一辞的谴责都指向学校和老师，认为应该严厉处分老师，或者撤换校长。
学校、老师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当然难辞其咎，教不严，师之惰，学生中发生如此群体性的恶性事件，学校和老师都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对此类事件是否可跳出孤立的个案去看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呢？透过表象去看事物的成因，是否可更清晰地把握其内在的普适性意义呢？
拜网络所赐，近期有关学生校园内暴力事件的视频屡有所见，甚至连英国学生打校长的视频也在凑着一份热闹。人们在叹息“如今的孩子怎么啦”的同时，往往把事件的原因归咎于老师的失职，认为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好恶观。
就事论事而言，这些想法也许有着相当强的针对性。但要是放在历史的背景下作一观照，我们便会发现事情其实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如果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作风只是在校园内完成它的成长之路，那么发生此类事件时我们完全有理由义正辞严地谴责学校教育的失职；但无数的客观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校园的学生行为往往是外部社会环境影响的产物。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可以毫不手软地用皮鞭抽打学校的老师，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刺刀捅向自己同学的胸口，学校教了吗？没有。孩子们的是非好恶观是在社会的浸染中逐步形成答案，是社会的大环境在晓谕着他们。
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笃信着他们所相信的，无论支撑他们的精神支柱是本质如此还是仅仅涂抹了一层眩彩，人们总相信着他们精神支柱的存在。待到市场经济的大潮裹胁着人们匆匆向前时，人们发现，自己原先笃信的信念支柱不知从何时起已不复存在，除了充斥于世的逐利之求外，人们已无法理直气壮地证明自己的存在。
虽说社会环境中理想、信念也经常在提，也常常有推陈出新的各式口号，但人们总发现无从落实，无法和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相对应。学生的精神成长发育需要切实的行为道德的指引，政治口号式的理念无法完成学生具体行为处世的道德建构。学生在精神信念空缺的前提下就很难形成鲜明的是非观念，容易随机性地冲动，校园暴力事件往往也就孕育其中了。
让孩子们理性的唯一途径就是社会回归真实。
(200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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